亲耳听到袁冬梅心里所想，赵向晚依然内心沉重。

丈夫家暴，却还因为某一回打得轻了心存感激？

丈夫出轨，却还在反省自己没生儿子罪孽深重，只求他时不时回家就心满意足。

章亚岚显然不相信母亲说的话，走到母亲身边细细查看她嘴角的伤，恨得牙痒痒：“我爸打的吧？妈，你别执迷不悟了，赶紧和他分开吧！我还有三年半就能毕业，等我毕业分配工作就能领工资，我养你。”

袁冬梅不自然地躲开女儿的碰触：“说什么傻话，你同学还在这里呢。”

章亚岚不由分说地双手按住母亲肩膀：“妈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，你这样太可怜了。赵向晚是我好朋友，什么事我都不瞒她。”

章亚岚动作幅度有些大，膝盖正碰到袁冬梅右腿，一声闷哼之后，袁冬梅一张脸痛得变了形。

眼看得袁冬梅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，赵向晚感觉不对劲，忙上前托了托她后腰，待她稳住身形这才收回手，对章亚岚道：“阿姨脚受伤了，赶紧扶她坐下。”

由不得袁冬梅反对，章亚岚将她摁进沙发上坐着，撸起裤脚，发现膝盖敷了一大块纱布，纱布上正渗出丝丝鲜血来。

章亚岚蹲在母亲身前，眉毛拧成一条线：“妈，你受了这么重的伤昨天晚上怎么不跟我说？”

袁冬梅抬手摸了摸女儿的头，柔声道：“我没事，就是镜子碎了划破了一点皮，我自己处理下不影响做事。我闲人一个，在家里也没什么事，不买菜做饭还能干些什么？”

赵向晚从袁冬梅手中接过锅铲：“阿姨，晚饭我来做吧，您休息一下。”

袁冬梅慌忙摆手：“不要

不要，你是客人，又是第一次来家里，哪里有让客人动手的道理。”

【只是划伤了道口子，算得了什么。前年断了两根肋骨、去年脾脏破裂，住了半个月的院不都治好了吗？】

听到这话，赵向晚的心脏缩了缩：“没事，交给我。”

赵向晚六岁就踩在板凳站灶台煮饭，只不过炒几个菜，这点事情难不倒她。

等到六点，天色渐晚，赵向晚快手快脚将袁冬梅准备好的三菜一汤都做好，端到饭厅餐桌上摆好。

小炒黄牛肉、苕粉肉丝、蒜叶炒蛋、排骨萝卜汤。

袁冬梅先前只炖好了一锅汤，其余菜切好准备妥当，只等女儿回来开炒。没想到赵向晚这个客人动作这么麻利，只十几分钟就端出菜来，不由得赞了一句：“你这孩子真能干。”

说完这句话，袁冬梅又转头在女儿头顶虚虚地抚了抚，叹了一口气：“你呀你呀，什么都不会做，将来可怎么办。”

章亚岚不服气地偏了偏头：“我将来要做事业女性，才不和你一样当家庭主妇。”

袁冬梅眼神黯淡了许多，显然也知道女儿看不上自己这个母亲。

【像我这样的女人除了做家务，还能做些什么？亚岚能考上大学，将来当警察领工资，可是我呢？我以前就是个卖毛衣的营业员，下岗之后在家干家务，除了收拾屋子、买菜做饭我什么也不会。

她爸爸经常嫌弃我，说我连个儿子都不会生，没替老章家留个后，是个罪人。我这样的罪人，不老老实实地在家里做家务，还能做什么呢？

亚岚总说她养我，真是孩子话。她将来要谈恋爱、结婚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带着我这么个没用的妈像什么话，还不如守着这个家一个人过。只要她爸爸隔三岔五地回来一趟，每个月给点钱，我就满足了。】

听到袁冬梅的心中所想，赵向晚大约明白了她之所以活得如此卑微的原因。

第一，价值感缺失。

或许是因为下岗之后当家庭主妇没有再与社会接触的缘故，回归家庭的袁冬梅的社会性减弱，很难从外界获得价值感，她对自身地位、意义的反馈信息均来自丈夫、女儿的评价。

女儿章亚岚高中阶段住读，只有周末、假期在家，再加上她性格大大咧咧，丝毫没有觉察到母亲的内心需求，无法给予袁冬梅所需要的赞美与肯定。

丈夫章石虎习惯了袁冬梅的付出，丝毫没觉得她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、回到家有热气腾腾饭菜是件多么了不起的事，言语间缺乏尊重。他赚钱之后心性变了，喜新厌旧，挑三拣四，极尽打压之能事。

这样一来，袁冬梅慢慢接受的信息便是——我是个无用的人，我不配得到旁人的关心、爱护与尊重。

第二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

赵向晚在图书馆查资料的时候看到过一个案例，1973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，罪犯劫持四名银行职员为人质，历经六天对峙，警方解救人质之后却发现他们对绑匪产生怜悯的感情，拒绝指控绑匪，对警察持敌对态度。因此，犯罪心理学中将这种在面对死亡威胁的情境下，人质为了求得生存，与绑匪之间形成一种顺从、忠诚的感情，命名为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”[1]。

袁冬梅虽然不是章石虎的人质，也没有经历死亡威胁，但长期被家暴、求助无门的情境之下，她为了求生存不得不